第62期我来读文献 | 当谈论民族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第62期“我来读文献”第一阶段线上论坛于10月17日晚7点进行。本期活动邀请了《民族》一书的作者孙红卫老师与大家一同探讨“民族”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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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专家

孙红卫，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爱尔兰文学、现当代西方思想等。曾在军队院校工作十余年，期间受国防部派遣参加援非任务，获利比里亚国防部、公共工程部表彰。在《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外国语》《读书》《中华读书报》《新知》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在《译林》《海外文摘》《读者》等刊物发表译作40余篇，出版《世博诗草》《外军院校建设发展战略概览》《世界大国海洋战略概览》等译著多部，参与编写《当代外国文学纪事（英国卷）》。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项。

思考题

1． 在当下欧洲各国右翼“脱欧”的语境中，如何解读卡罗尔·安·达菲的《2014 年9 月》一诗？

这是一首有着具体现实关注的诗歌，以玫瑰、蓟花等文化标志物分别映射英格兰与苏格兰，与此同时又以相汇的河流消解民族认同的稳固性。它所强调的是居于一地的人们共享的语言、历史与文化，指向某种和合共通的可能性。“河流”以及一语双关的“currency”一词象征了身份认同流动、生成、变动不居的一面。当下欧洲各国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对于脱欧的执着恰恰诉诸本质主义的民族观，以本质化的主张排外、反移民，制造了分裂与冲突。达菲的这首诗反映了诗歌与政治、文学与民族之间奇妙的联结。

2. 与霍布斯鲍姆等人的观点相比，史密斯的观点有何革新之处？

史密斯指出霍布斯鲍姆的态度是反浪漫主义的，缺少对于情感认同方面的充分考察与体认。这种民族学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建构论，并没有考虑民族认同中切实存在的情感因素。史密斯则强调民族认同自下而上构成，他将民族意识形成的过程视为对以前就存在的文化主题的重新阐释，以及对早先的族群联系和情感的重新建构。在他看来，民族的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观点太过“精英主义”、太过“机械”，“经不起历史的审查”。

3. 与传统民族学说关注族群间的“差异性”不同，雅各比的“相似说”强调了什么？

雅各比的观点特别有意思，虽然学界较少论及，实际上他的观点构成了一种对之前的所有民族学说的质疑与修正。传统上从安德森到史密斯多关注相异与差别，强调陌生性与差异性，讨论的是民族认同如何形成，雅各比则开创性地引入弗洛伊德关于“对细微差别的自恋”（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s）的思想，重点探讨了亲族之间的仇恨和暴力。事实上，历史上的暴力和威胁往往不是来自陌生人，而是来自熟人，“内战”由此可以视作理解民族政治的范式。往往是有着相近文化习俗、世代毗邻而居的人群容易陷入冲突和暴力，雅各比给出了西班牙、爱尔兰、南斯拉夫等地区的例子。

4. 如何理解詹明信关于“第三世界的文学皆是民族寓言”这一论述？

在詹明信看来，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还没有丧失对于共同体、民族或“我们”的自觉意识，他由此强调了第三世界文学作品的“寓言性”：文学保留了那种高于个人诉求的意义、代表“我们”的意识。换言之，第三世界的文学都具有双重意义，都是民族主义的文学。就中国文学而言，他以鲁迅为例论述了这一观点。他想要突出的是第三世界文学有着社会与民族相关性这一点。这一太过武断笼统的观点自然引起了众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评论家的反对和批驳，大家可以在网上找论战文章更详细地了解。

5. 鲍曼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解有何偏颇之处？

鲍曼是一个特别“庞大”的思想家，其重要论述之一就是“流动性”这个说法。在他看来，民族国家是现代时期的想象，现已式微。在高度流动的当代世界，一切都是液态的、融合的、跨国界的。民族作为人类现代时期的想象共同体，是以地域性、稳定性为特征的共同体想象，如今已经格格不入了。当下欧洲与美国的社会现实显然驳斥了这一观点，我们看到的是民族主义的复兴。再者，在伯林、阿伦特、盖尔纳那里，民族也为作为个体的人提供了一种团结与安全的最后的可能性。

6. 概括德勒兹对于卡夫卡的“小民族”思想的阐发。

德勒兹是当代思想界最生动、有趣的人物之一，他无异于一个“neologism”制造机。他以卡夫卡的“小民族”引出了批判本源、根性以及本质主义的“小文学”概念，取消了我们所理解的那种以血统、语言、地域、文化以及其他种种本质主义的标志物界定的民族定义，代之以流动的、生成的、不定的可能性。“小文学”强调的是“生成”，即所有的身份都是暂时的：“生成非人”（becoming-inhuman）或“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包括亚哈船长的“生成鲸鱼”（becoming-whale）、普鲁斯特的“生成蜘蛛”（becoming-spider），格里高利的“生成甲虫”（becoming-beetle）等等。

7. 简评卡萨诺瓦对德勒兹的回应与批驳。

如果德勒兹是去历史化，那么卡萨诺瓦则是再历史化。卡萨诺瓦认为德勒兹的观点是“非历史的”，将卡夫卡的创作抽离于社会背景与历史传统之外，将其视作一种普遍的、超离时空的思考方式与创作方法，无异于否定了卡夫卡最为民族性、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一面。德勒兹是从哲学思想的维度思索“小”，着眼于从中萃取超历史、超文化的精华，将其从不同的文学想象之中提炼、表征为一种生成变化的语言实验。在这个过程之中，卡夫卡提供了一个典型。

读者提问

1. 在人口和资本快速流动的全球化时代，各民族理应相互融合，极端民族主义却越来越盛行，您觉得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参考本书谈及的鲍曼与雅各比的观点进行理解。一方面，民族国家似乎被“跨国公司”取代了，人力、资源、信息和技术在全球跨国界自由流动，“国界”与“民族界分”成了一种累赘和包袱，种种现象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不过，另一方面，鲍曼没有充分考虑的一点是，这种流动也带来了资源与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导致了分歧与冲突。另外，雅各比所引的关于“微小差异”的观点也强调了在人口流动交融的语境下，人们对于身份认同的丧失的焦虑与惶恐。相似性与不分彼此反而会导致更多的冲突。亨廷顿的《我们是谁》一书从另一个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可以用以解释“白人至上主义”的崛起。大家还可以阅读托尼·朱特《论欧洲》这本书，它颇具预言性地指向了英国当下深陷其中的“脱欧”困境。

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有何联系与不同？这种传统是否会对我们的文学创作与阅读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内容本书谈梁启超的一节有所提及。事实上，很多学者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是“有天下而无民族”，有人考据称是梁启超首先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我们的文化中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分，后者强调的是文化，这与现代的民族观显然是不一样的。钱穆先生在这一方面也有所论述，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合”，而不是分离。如果用现代的民族观去读之前的文学作品，可能就会是“anachronism”了，也可能就不自觉地实践了霍布斯鲍姆所言的“传统的发明”。

3. 文学作品解读与跨文化交际仿佛是 “一静一动”两个不同的世界，请问民族会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的理解是，读文学、翻译文学、传播文学本身就是跨文化交际的一部分，这并不是静态的，而始终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因为它们首先涉及到文本的翻译和输出。我们现在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事实上讲中国故事就是一种民族文化走出去的表现，就是跨文化交流。拿爱尔兰作例子，“小国寡民”，但文学影响力却举世闻名。所谓的爱尔兰民族性成了一个巨大的优势，有批评曾戏谑地提出“爱尔兰的诗歌跨国企业”这一说法。不过，除了强调民族性，在跨文化交际中“如何讲”也很重要。

4. 我们伟大民族的复兴是不是需要民族文学的复兴？

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了世界文学的诞生，同时唱衰了民族文学，可以参考David Damrosch在What Is World Literature这本书中的论述。不过，至今我们还是在谈民族文学。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借用那句很俗套的话，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两者并不矛盾。讲中国故事也是讲给世界听的中国的故事。

5. 有没有“没有民族介入的文学”的情况？

这个问题更像是关于文学的公共性或政治性的问题。当然要看怎么理解“民族”这个词，如果用它来指那种公共的、群体的意识，显然所有的文学都有集体的面向，但是单纯指民族主义，那么就另当别论了。即使是非民族的文学，照样可以被后来的人们收编进“传统的发明”中来。

6. 为什么常常说张艺谋、莫言等大家的作品特别反映了我们的民族特性，那现在的文学的民族特性与过去的民族特性有何不同吗？

我觉得“民族特性”这个说法有待进一步探讨。大家可以参考本书谈“建构主义”和“民族性”的内容。我觉得可以用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说“特性”不免有本质主义的嫌疑。

7. 民族研究者应该如何在“对各方争论充耳不闻”和“落入身份政治圈套”之间取得平衡？

我觉得就是要在足量的情感投入和理性的客观分析之间保持一个审慎的平衡。叶芝有一句诗写得特别好：The best lack all conviction, while the worst / Are full of passionate intensity。对于一些有争议的话题，我们既要坚信自己的理念，又要避免落入极端的争执之中。就像书中第一部分论及的伊格尔顿的观点，要始终保持一种辩证的观点看待身份认同问题。

8. 布鲁姆于近日去世，您如何看待他提出的西方正典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冲突，您觉得在当下的人文教育与社会语境中，是否有必要强调正典这一概念？

布鲁姆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所谓的“正典”正是争议的风暴眼，是萨义德所批判的欧洲的、白人的正典。反观之，他又将萨义德等人称作“憎恨学派”。我觉得这要辩证地看。一个弱小民族当然要谈传统和正典。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好的经典和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要压抑少数族裔、少数人群的声音，可以参考Helen Vendler和Rita Dove几年前的辩论。关于多元文化主义与正典之间的关系，很多思想家都有所触及，而我们看这个问题，最后要回到我们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来，也就是要谈我们的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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